2008年，这个被城市住宅领域专家和业者称为“住房保障年”的关键年，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悬念。

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比例如何分配？资金如何解决？如何对待中等收入的社会“夹心层”？一个个问题摆在了眼前，而一个个应对策略也相应产生。在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让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面对的“新”问题：大量异地工作人员，他们的保障性住房该如何解决？

令人振奋的是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透露，下一步保障性住房政策会向居住在非户口所在地的人群倾斜。他表示：保障性住房第一步解决的是有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，接下来会扩展到常住人口，最后会包括这些新城市居民。“这都是既定政策的延伸”，他指的既定政策，是去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的“24号文件”。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，国务院确立了住房保障体系的“三步走”的策略，其最终目标便是实现突破户籍限制的保障性住房“全覆盖”。

住房保障“全覆盖”，不仅是造福百姓的善举，也是规避类似于美国“次贷危机”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。

让我们回顾一下次贷危机的起源，就会发现，这与几年来我国的购房热潮有着不少相似之处。在美国，危机的根源是把房贷贷给了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，即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的次级信用贷款者，其背景是贷款利率较低和5年的房价上涨期，而问题的爆发，起因是房价自2006年来的不断下跌和贷款利率的上升。

再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：几年来，一方面是房价不断上涨，另一方面，贷款利率曾经很低，于是，很多并不具备购房实力的低收入者向往“中产生活”，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戴上“小资”的帽子，加之低首付的诱惑难以抵挡，所以买房成了一种“时尚”，大量倚靠“啃老”或是广招亲友凑钱购房的案例由此产生。如今，贷款利率一路走高，工资水平却未必都能提高，如果房价一旦普遍下降，套住的决不是几个“炒房客”，大量贷款购房的中低收入者必然面临困境，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殊难预料。

由此，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保障性住房的一句评论值得深思，“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政策为贪污腐化创造了机会，只有廉租房可以解决住房权”。的确，大量建造廉租房，不仅规避了“贪污腐化”的机会，也让贷款的危机消于无形。

在大量尽举家之力，贷款购房的人群中，异地置业者，尤其是在大中城市置业者，“外地人”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，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另一方面却无法享受这些城市居民应得的福利。相信如果廉租房能大量向他们普及，这一部分购房“硬需求”会大大减少。

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，一个人才流动愈发成为趋势的大国，让“外地人”纳入住房保障实属必然之举，我们企盼的是，这一步来得更快些。